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但总是押着相同的韵脚。
1930年6月17日，时任美国总统赫伯特·胡佛签署了《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希望通过关税壁垒来逆转大萧条初期的颓势。
随后超过40个国家在第一时间宣布对美国的反制措施，一场波及全世界的贸易战就此打响，美国国内的失业率大幅度上升，美国进出口额全面衰退，正式进入“大萧条时代”。
1932年大选中，胡佛惨败，斯穆特和霍利两位法案倡议者也被选民逐出国会，最终声名狼藉。
近一个世纪之后，与胡佛同样作为“商人总统”的特朗普也选择用保护主义给美国经济“治病”。当地时间4月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签署两项关于所谓“对等关税”的行政令，宣布美国对贸易伙伴设立10%的“最低基准关税”，并对某些贸易伙伴征收更高关税。10%的基准关税税率将于4月5日凌晨生效，“对等关税”将于4月9日凌晨生效。此外，特朗普还宣布国家紧急状态，以提高美国的竞争优势，保护美国主权，并加强美国国家和经济安全。
据新华社报道，特朗普展示的所谓“对等关税”图表显示，美国对中国实施34%的“对等关税”，对欧盟实施的“对等关税”为20%，对巴西、英国实施10%的“对等关税”，对瑞士实施31%的“对等关税”，对印度实施26%的“对等关税”，对韩国实施25%的“对等关税”，对日本实施24%的“对等关税”，对印尼实施32%的“对等关税”，对泰国实施36%的“对等关税”，对越南实施46%的“对等关税”，对柬埔寨实施49%的“对等关税”。
一些商品将不受“对等关税”的约束，其中包括已经受第232条关税约束的钢铝制品、汽车和汽车零部件、可能受未来第232条关税约束的商品以及美国没有的能源和其他某些矿物。此外，金条、铜、药品、半导体和木材制品也不受“对等关税”的约束。
对于美国的保护主义，国际社会纷纷发声反对美加征关税政策。中国商务部表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并将坚决采取反制措施维护自身权益。历史证明，提高关税解决不了美国自身问题，既损害美国自身利益，也危及全球经济发展和产供链稳定。贸易战没有赢家，保护主义没有出路。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取消单边关税措施，与贸易伙伴通过平等对话妥善解决分歧。
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称政府将采取反制措施作为回应，保护劳动者。“在危机时刻，团结至关重要，果断有力地采取行动更是不可或缺——这正是我们将要做的。”
特朗普将4月2日命名为美国“解放日”，对此，德国副总理兼经济部长罗伯特·哈贝克当地时间4月3日表示，对美国消费者而言，这是“通货膨胀日”，而不是“解放日”。哈贝克还表示，欧盟仍有时间就美国关税问题寻求“谈判解决方案”，欧盟团结一致应对至关重要。
国际社会的批评已经证明了保护主义政策不得人心，特朗普重振美国制造业等目标能否实现仍要打上大大的问号，但可以预见的是，损人不利己的关税政策“回旋镖”或将在美国掀起一场“反噬”风暴。
背后有何深层次考量？
从市场避险情绪飙升可以看出，投资者认为关税细节比预期糟糕。美国对贸易伙伴设立10%的“最低基准关税”，并对包括中国、欧洲和日本在内的约60个经济体征收更高的“对等关税”。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研究员刘典对记者表示，全球统一的10%关税构成此次政策的基础。这一措施看似简单统一，实则标志着美国从自由贸易向“普遍贸易防御”理念的彻底转变。在特朗普团队看来，全球化造成了美国制造业空心化，因此“无差别征税”是一种再工业化的制度保障。该措施不仅打破了美国此前基于WTO规则所执行的最惠国待遇框架，也向世界释放出一个清晰信号：美国将不再接受多边主义所倡导的“平等互惠”逻辑，而是回到以自身经济安全为中心的单边策略。
这一政策体系的最终目标并不只是减少逆差或本土就业回流，而是通过“关税胁迫”推动全球主要经济体重构与美国的贸易安排，削弱多边组织的影响力，强化美国的战略主导权。刘典预计，未来数月中，被加征高税的国家或将出现不同程度的反制措施，而全球供应链也将进入高度不稳定的调整期。各国政府、企业和区域机制的应对策略将成为影响未来全球贸易格局演化的关键变量。
在特朗普激进的关税政策背后，刘典认为有四大维度的深层动因：选票政治、意识形态、制度结构以及全球产业链的战略重组。
首先，这场关税革命背后最显而易见的动力是特朗普的政治算盘，尤其是对铁锈地带选民的精准动员。在美国的五大湖区、中西部制造业重镇——宾夕法尼亚、密歇根、俄亥俄、威斯康星，这些曾经支撑起美国工业霸权的区域，在过去几十年里因为全球化浪潮和制造业外移而逐渐衰败。工厂搬走了，失业率飙升了，毒品泛滥，青年人口出走，这些地区成了美国“失落的中产带”，而他们也成了特朗普最忠诚的选民基础之一。
这种政治动员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植根于美国国内深刻的意识形态转向。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社会对“全球化”的信心已经大大下降。长期以来，自由贸易被精英阶层描述为“增长的引擎”，但对于许多底层民众而言，自由贸易带来的更多是工作流失、产业外迁与生活成本上涨。“自由贸易＝精英叙事”正在成为美国保守政治圈中的共识。
特朗普发动“对等关税”的第三个关键动因是对现有国际贸易体系的深度不信任。从2019年开始，美国便持续阻挠WTO争端解决机制法官的任命，几乎将这一机制“冻结”。
最后，刘典提醒，不能忽略“对等关税”背后的产业战略考量。在经历了疫情冲击、地缘政治危机、芯片供应链危机后，美国开始重新审视其在全球产业链中的脆弱位置。虽然“脱钩”这个词在外交层面已经逐步软化为“去风险”，但在经济政策实操中，美国政府依然在用各种手段鼓励企业转移供应链。“对等关税”正是这样一种税收化的地缘杠杆，它通过提高某些进口品的成本，间接迫使跨国企业重新评估供应链路径。
从选票政治到意识形态，从制度重写到产业布局，最后到对经济结构的反思，“对等关税”已经远远超出了关税本身的范畴。它的出现不是偶然，而是美国在全球秩序重构背景下，对自身地位焦虑的一种“极端回应”。
但这种极端回应解决不了美国自身的问题。刘典分析称，虽然美国正试图推动一种新的全球供应链布局，但美国自身的制造能力早已“肌肉萎缩”，劳动力成本高企、产业生态破碎，远非短期激励就能重构；东南亚虽有成本优势，但配套能力远不如中国；印度虽市场庞大，但制度摩擦大、效率低。更关键的是，一旦全球供应链“去中心化”到一定程度，原本依赖协同效率的全球制造体系就会被打散，企业运营成本将全面上升，消费者也将为此买单。
有效关税率升至百年高点
在特朗普最新高于预期的关税出炉后，人们惊讶地发现，美国的有效关税率已经升至百年高点。
根据Evercore ISI测算，美国的有效关税率或从2024年的2.4%升至29%，超过1930年《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实施后约20%的关税水平。这也是纳指期货暴跌4%背后的关键原因。
长城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汪毅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当前关税水平堪比美国大萧条前夕，若持续可能引发全球性衰退，供应链复杂性与政策工具多样性或使冲击更深远。
除了部分谈判考量，华尔街担忧这次关税在很大程度上是“来真的”，和各国谈判过后关税下降空间可能有限。汪毅分析称，华尔街的担忧不无道理，关税的长期性目标与政治博弈逻辑表明，短期内关税大幅下降空间有限。未来关税走向取决于美国经济韧性、多边谈判进展及地缘政治风险。
一方面，关税生效前各国仍有一些谈判空间。开源证券宏观高级分析师潘纬桢对记者表示，特朗普设定的额外个性化关税生效时间为4月9日，说明其可能在等待贸易伙伴的回应，在此期间需要关注美国与部分贸易伙伴之间的谈判与沟通。大概率美国会给予部分国家/产品一定程度的关税豁免或减轻，其最终的实际执行力度应该会有所下降。
但另一方面，不管怎样，美国的有效关税率大幅升高已是势在必行。潘纬桢分析称，本次对等关税总体力度较高，2024年美国进口商品总体关税税率（征收关税金额/全部进口商品金额）仅略超2%，如果当前关税政策实施，则其有效税率将在此基础上大幅提升，从而对美国和全球经济产生严重冲击。
和胡佛时代类似，虽然特朗普口口声声说是为了选民加关税，但最终的苦果恐怕还是美国民众来咽。美国零售联合会表示，关税是美国进口商缴纳的税款，将转嫁给最终消费者，可能会对数百万美国企业产生负面影响。在特朗普第一个任期内，关税的影响几乎全数转嫁给了美国消费者。
尽管特朗普声称加征关税将有助于为美国政府带来收入，并振兴美国制造业，但经济学家和商界人士纷纷警告，这些关税措施将推高价格，损害美国消费者和美国企业利益。
申万宏源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赵伟对记者表示，中长期看，关税战将加剧美国衰退风险。借鉴历史经验，1930年《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将美国关税提高了20%，到1932年，平均关税率已攀升至近60%。这产生了两大影响：一是贸易争端加剧；二是加速美国衰退，CPI增速从1930年4月的0.6%降至1931年11月的-10.4%。
近100年前的全球贸易战被普遍认为加剧并延长了大萧条的影响，美国经济在关税法案通过后持续恶化，直到1933年罗斯福上台、新政实施后才触底反弹。
关税回旋镖或反噬美国经济
特朗普关税冲击尚未完全显现，美国经济已然面临“滞胀”风险。
4月1日，美国供应管理协会（ISM）公布的数据显示，3月美国ISM制造业PMI指数下降了1.3点至49，坠入衰退区间。同一天，美国劳工统计局发布的职位空缺和劳动力流动调查（JOLTS）数据显示，2月份美国的职位空缺数进一步降至760万个，低于1月份的780万个。
亚特兰大联储的GDPNow模型对2025年美国第一季度GDP的预估值本周进一步降至-3.7%，3月28日的上一次预测为-2.8%。即便参考剔除黄金进口影响的“替代指标”，美国一季度GDP预计也将萎缩1.4%，较上一次的-0.5%进一步恶化。
在“对等关税”的冲击下，未来美国经济形势或进一步恶化，面临更加严峻的“滞胀”风险。投资银行Piper Sandler预计，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对美国经济前景的影响比预期更为剧烈和黯淡，关税将使美国通胀率上升2.6个百分点，并对经济增长造成相应的重大负面影响，未来三个月美国经济将以-1%的年化速度萎缩。
汪毅对记者表示，虽然“对等关税”政策短期带来财政收入和产业回流预期，但长期将加剧美国经济的“滞胀”困境。当前数据显示，通胀高企与经济放缓的叠加效应已初步显现，政策制定者面临“进退两难”的困局。若无法有效协调贸易、货币与财政政策，美国恐重蹈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覆辙，对全球经济稳定构成重大威胁。
与此呼应的是，美国前财长萨默斯也表示，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势必会对经济造成类似石油危机的冲击，造成产能萎缩，推高物价，并导致失业率上升。“讨论这一事件应像我们通常讨论油价飙升、地震或干旱那样，作为一种供应冲击来看待。”
在特朗普关税的搅局下，美联储货币政策也面临更大困境。富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杰伊·布莱森分析称，这让美联储进退两难，若经济放缓、失业率上升，美联储需要降息刺激；但如果通胀因此攀升，又需加息抑制。这使其政策空间极度受限。
短期内美联储或按兵不动，观察更多经济数据。美联储理事库格勒表示，随着企业适应铝等中间产品价格的上涨，以及家庭可能调高预期，美国关税的上涨可能会带来比预期更持久的通胀。通胀向2%目标回落的进程最近有所放缓，甚至可能陷入停滞，这是维持利率在当前水平的原因之一。
鉴于特朗普宣布的“对等关税”比预期要严厉，野村上调了美国通胀预期，下调了经济增长预期。美联储近期将继续关注通胀问题，然而，经济增长面临的下行风险增加，以及更提前的通胀冲击，应该会让美联储降息行动更早恢复。野村预计美联储将在今年12月降息一次，然后在2026年第一季度连续降息，而此前野村预计美联储在2026年第二季度之前不会降息。
市场对美联储降息的预测则更加激进，特朗普宣布“对等关税”后，交易员加大美联储6月开始降息、到10月时将降息三次（每次25个基点）的押注。
展望未来，汪毅对记者分析称，“对等关税”加剧滞胀风险，正在重塑美联储的政策优先级。尽管短期内通胀仍是政策制定者的主要关切，但经济衰退的潜在威胁（尤其是关税对出口和供应链的持续冲击）可能迫使美联储在2025年下半年转向降息，以优先稳定经济增长。这一转向的时点与幅度将取决于关税政策的实际冲击、经济数据的演变以及全球央行的政策协同。
更多内容请下载21财经A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