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在中国很有名，大约到了北宋，商君立木的故事突然受到特别重视。王安石有诗云“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又说“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在《资治通鉴》的商君故事中，司马光也曾对立木一事，作过较长的“臣光曰”，其言“国保于民，民保于信”，“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秦孝公不废徙木之赏”，“而商君尤称刻薄，又处战攻之世，天下趋于诈力，犹且不敢忘信以畜其民，况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虽然否定了商鞅，却依旧肯定徙木之“信”属“人君之大宝”。
也正是从宋代开始，立木为信，便与商君变法的“成功”密不可分了。宋儒强调“信诚驱民”的逻辑，和北宋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的语境密不可分。
当我们认真研读《史记》所载的上下文，便会发现宋儒大加宣扬的“徙木之信”，明显受到了司马光和王安石的曲解，其事非但没有那么重要，还透露出些许诚信无用的意味。按照司马迁的叙述，商君欲以立木之事，取信秦人，但新法行之期年，却全无效果。只因为“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商鞅于是罪太子，刑其傅，黥公孙贾，借助国家暴力，强行推行法令。
一个容易忽视的细节在于，后人言秦国变法者，大多只知有商鞅，而忽视孝公。商鞅之所以会成为这场变法的主角，是因为用暴力推行的改革，必然会触动既得利益者的蛋糕。
孝公欲“出奇计强秦”，就需要一位天资刻薄之人站在台前。这个人一面可以缓冲宗室权贵因变法而与孝公产生的矛盾，一面又能替君主承担推行政令时积累的仇怨。
赵良说商鞅“危若朝露”，以其“之出也，后车十数，从车载甲，多力而骈胁者为骖乘，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车而趋”，以至于“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可见商君代孝公得罪秦人之深。
像商鞅这种大权在握的人，既是现任君主的趁手工具，又不会因为其权位过重，而影响嗣君的统治。所以公子虔之流，才会在孝公卒后，即告商君欲反，惠王“发吏捕商君”也是毫无犹疑。
邵雍讲“当其命令炎如火，车裂如何都不知”。商鞅“天资自有狙诈”，怎能不知后果，只是局中之人，早已身不由己。像这样的酷吏，在国家需要重新整合权力时，就会被推出来，充当君主的替罪羊。区别只在于孝公不是嘉靖、天启一样的昏君罢了。
苏东坡说得好：“秦固天下之强国，而孝公亦有志之君也，修其政刑十年，不为声色畋游之所败，虽微商鞅，有不富强乎？秦之所以富强者，孝公务本力穑之效，非鞅流血刻骨之功也。而秦之所以见疾于民，如豺虎毒药，一夫作难，而子孙无遗种，则鞅实使之。”
这场变法本就是依托最高权力者推行的改革，其根源在孝公，其土壤是秦国。至于那个可有可无的商鞅，只是为走在王霸道路上的秦国，选择了一条流血刻骨、作难子孙的不归路。
